隨著第37屆金曲獎入圍名單揭曉，資深音樂製作人陳建騏的名字，依然在名單中是無法忽視的存在。今年他不僅憑為A-Lin製作的歌曲〈幸福在歌唱〉入圍「最佳單曲製作人獎」，更深度參與了洪佩瑜備受好評的專輯《開》——該專輯強勢入圍三大核心獎項，其中多達7首歌曲，皆是由他親自製作。
從單曲的精雕細琢，到整張專輯的概念塑造，「陳建騏」這三個字，幾乎早已成為華語樂壇中「細膩質感」的代名詞。然而，大眾眼中的這位金獎製作人，幕後工作其實遠不只是坐在錄音室裡聽歌手演唱。更多時候，他必須成為一名在感性情緒、創作方向與商業邏輯之間不斷權衡的決策者。
陳建騏形容，音樂製作人的使命，就是將抽象的情感轉化為具體的音樂藝術。本篇專訪將帶領讀者走進錄音室，透過陳建騏的分享，揭開一名製作人如何運用專業，協助歌手將一首歌從無到有地精準轉譯。
像導演一樣執導音樂，製作人是歌曲最後的守門人
大眾對於「音樂製作人」的實際工作內容，或許不見得那麼了解。陳建騏表示，製作人的核心專業，其實包含了大量的溝通與意見整合。「如果要用一個專業來比擬，我覺得最適合的比喻是電影導演。」
陳建騏解釋，一位導演不見得要親自下海演戲或掌鏡，最關鍵的，是腦海中必須清楚作品最終的走向，並懂得找來最適合的人才協助，而製作音樂也是同樣的道理。他坦言自己最擅長的是鋼琴，不可能精通每一項樂器，也不見得比歌手還會唱，但製作人的工作，本來就不是什麼都親力親為。「如果我不會彈吉他，那我就去找最專業的樂手來幫忙。」他說。
因此，製作人不一定需要親力親為處理所有技術細節，但必須要擁有「找對人」的能力，並將腦海中對歌曲的想法，清晰、具體地傳達出去。
這份溝通能力，必須建立在深厚的音樂感知與轉譯技巧上。例如在錄音室裡，陳建騏會使用「暗／亮一點」這類感性形容詞與歌手交流，也能適時轉化為精準的頻率或和弦配置，讓樂手明確掌握方向。
透過這樣精準的對頻，陳建騏將不同領域的音樂人整合在一起，就像將一塊塊拼圖湊齊。對他而言，一首流行歌曲的完成正如同一部電影，是集結各方專業的綜合作品。在給予合作夥伴發揮空間的同時，製作人就像是整場音樂工程的總調度師，在抽象創意與具體技術間穿梭，確保作品最終成形的樣貌。
從A&R到市場數據，具備將感性旋律產業化的理性思維
要一步步確保歌曲最後呈現的樣貌，製作人的工作，其實早在歌手踏入錄音室配唱前，就已經展開。陳建騏分享，在當代華語音樂產業的分工裡，製作人介入作品的模式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從前期企劃便深度參與，協助建立整張專輯的DNA；另一種則是在既有方向之下，針對特定歌曲進行單曲製作。
以洪佩瑜獲金曲獎入圍肯定的專輯《開》為例，陳建騏便是從前期A&R階段，就與歌手團隊緊密合作，整張專輯有多達7首歌曲由他親自操刀，也因此能更完整地建構歌手的音樂樣貌。
而近期與許富凱在台語專輯《尪仔物》的合作中，身為何樂音樂音樂總監的陳建騏，同樣參與了前期選歌會議與專輯方向討論，並在製作過程中持續提供專業建議，協助歌曲精準對接歌手定位。不過，相較於《開》一口氣深度參與7首歌曲製作，《尪仔物》則是操刀了其中3首作品。
「即便兩種模式介入的程度不同，製作人不能只懂技術，更必須具備讀懂企劃的能力。」陳建騏強調，就算只是受邀製作單曲，製作人也必須在腦海中帶入A&R的思維，才能確保音樂的方向沒有偏離歌手的本質。
陳建騏進一步說明A&R的運作邏輯：「A&R的職責不僅止於選歌，只要跟這件『產品（歌曲）』相關的事務都屬於其範疇。例如歌詞就特別關鍵，因為它決定了歌手要在聽眾面前傳遞什麼樣的訊息。」他指出，歌手唱什麼、關心什麼，通常會直接形塑出一名歌手的音樂樣貌。
而這份將音樂視作「產品」的理性，也與陳建騏過往橫跨廣告與劇場的工作經歷有關。他提到，廣告配樂講求商業溝通，音樂必須服務產品，劇場則更偏向情感與敘事。這兩種不同的經驗，後來都成了他製作流行音樂的重要養分。
「因為流行音樂必須真的『流行』，才有辦法被更多人聽見。」陳建騏指出，作品能否被市場接受，也是流行音樂製作的重要課題。這份認知，在他於2014年進入索尼音樂（Sony Music）擔任音樂總監後變得更加深刻，也讓他開始理解，定位一名音樂人時，不能只依靠感性，而必須同步思考作品如何與市場溝通。
因此，陳建騏表示，在製作歌曲時，除了考量作品傳達的「深度」是否契合歌手，也會將市場的「廣度」納入判斷——旋律是否容易被聽眾記住、作品能否被更多人接受，都是製作人需要拿捏的課題。
在錄音室裡雕琢細節，激發歌手更多可能性
當前置的企劃與選歌底定，進入錄音室後，製作人便化身為聲音情緒的雕塑家。陳建騏笑稱自己很幸運，合作的歌手基本功與演唱技術通常都極佳。但也正因如此，他在錄音室裡最大的任務，通常不是教歌手怎麼唱歌，而是去激發歌手更多的演唱可能性。
他分析，許多歌手在詮釋歌曲時，多半帶著習慣的唱法。針對不同的慣性，製作人必須給予不一樣的引導，並且適度推一把，讓歌手看見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陳建騏舉例，近期他參與了許富凱新專輯《尪仔物》三首歌曲的製作，他便察覺到，許富凱過去的演唱風格較為斯文、優雅，因此在配唱新專輯中的〈講袂出喙的情話〉時，便試著引導他從原有的演唱慣性中，延伸出更不同的情緒層次。為了逼出那種像是「傷到心底」般的情緒狀態，他甚至在處理Demo時，就預先設計了歌曲後段升半音的層次，藉由音域的拉寬，推動歌手展現出未曾有過的情緒張力。
而陳建騏作為製作人，在引導歌手調整慣性的過程中也發現，其實歌手們對於開發出不一樣的唱法，通常都非常有興趣，只是很多時候，連他們自己都沒想過可以這樣做。對陳建騏而言，製作人很重要的價值之一，便在於精準看見歌手尚未被開發的面貌，並在錄音室的封閉空間裡，透過溝通與試探，將那份截然不同的情感與演唱方式引導出來。
轉譯抽象，打破常規的聲音建築師
然而，製作人在錄音室裡要拆解與重塑的，不只是歌手的演唱慣性，有時候也會面對歌曲本身的「不按牌理出牌」。陳建騏表示，當代流行音樂並非總是有著一定的歌曲結構。當面對充滿實驗性、意象極度抽象，甚至跳脫常規的作品時，製作人便需要展現另一項關鍵能力——將無形的概念，轉譯為具體的聲音。
陳建騏以洪佩瑜《開》專輯中的〈她者〉為例。這首由王小苗填詞的作品，在他眼中，便是罕見的「怪中之怪」：歌詞如同現代詩，主副歌界線模糊，每一句的視角和敘事對象都在不斷跳躍，形成了巨大而縹緲的集體意象。面對這種難以用傳統邏輯思考的文字，一向極少拖稿的陳建騏坦言，自己也卡關了一個多月，才梳理出旋律。
但寫出旋律還只是第一步，要將這個抽象的意象立體化，更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陳建騏分享，〈她者〉這首歌的製作期長達三、四個月，是整張專輯花費最多時間的一首。面對這樣的作品，製作人就必須具備宏觀的調度能力，以因應作品的特性。
陳建騏深知，若整首歌只有單一樂器（如他最擅長的鋼琴），聽眾的情緒很容易在後段發散。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他找來了鄭宜農長期合作的製作人Chunho共同編曲，運用大量合成器與音效，揉合出極具生命力的混種（hybrid）聲響，同時也邀請徐佳瑩加入合唱，以對唱形式補足歌詞中「群體女性意識」的意象。
而為了應對這首非典型的流行音樂，製作人也必須在既有的製作流程中保留足夠彈性。以〈她者〉為例，雖然整體仍依循先編曲、後配唱的製作邏輯，但在錄音開始時，編曲其實尚未完全定案。
陳建騏透露，在錄音現場，他們會隨時依據歌手的情緒，動態調整歌曲的速度（BPM），或是嘗試將主歌放慢、副歌加快，甚至在當下決定升降半音。這種保留一點彈性的製作方式，某種程度上也考驗著製作人，如何在錄音過程持續調整與試探，並找出最適合歌曲的聲音樣貌。
當AI讓技術門檻降低，製作人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從錄音室裡即時調整歌者情緒與聲音，到不斷摸索作品最適合的樣貌，這些仰賴經驗與感知的判斷，至今仍是音樂製作中難以被取代的一環。但隨著AI快速進入創作產業，音樂幕後工作者也開始重新思考，人與科技之間的界線究竟會如何改變。
陳建騏觀察到，AI如今能快速產出旋律、甚至代唱Demo，讓技術門檻大幅降低。在商業市場上，那些依賴數據演算、模組化複製的「純商品化音樂」，確實極可能被AI快速取代。
但面對科技海嘯，陳建騏認為製作人的無可取代性，恰恰在於對「瑕疵與人味」的感知。真正有靈魂的音樂，其邏輯仍然需仰賴製作人對「情感、斷句、呼吸」等細節的敏銳判斷。這些隨錄音現場流動的情緒，是演算法難以複製的藝術。「我還是有能力分辨一首歌是不是AI唱的。」他堅定地表示，專屬於人的表情與製作人雕琢的細節，至今仍是機器無法取代的部分。
而當製作人的使命回歸到對聲音本質與情感的雕琢，外界的流量、銷量與獎項，便不再是衡量成敗的唯一標準。談及如何看待作品的商業成績與肯定，陳建騏顯得相當坦然：「一首歌所謂『做完了』就是我很滿意。不管它有沒有入圍、有沒有得獎，或者是賣得好不好，基本上就不太受影響了。」
無論大環境如何變化、技術如何顛覆產業，音樂製作人的本質始終如一——那就是在商業與藝術、感性與技術之間，將每一首歌曲打磨成最適合的樣貌，並為最終交出去的作品負責。這份對專業細節的堅持，正是音樂產業幕後，最不可或缺的職人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