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零下十幾二十度的赫爾辛基回到台北的Doris，以為台灣已經回暖，行李箱裡帶的全是短袖，唯一能禦寒的，只有採訪時穿在身上的那件長袖毛衣。即便外頭氣溫已回暖接近20度，她依然冷得直發抖。但她沒有太多時間適應溫差與時差，因為緊接而來的，是讓全台數萬樂迷沸騰，也讓主辦團隊神經緊繃的大港開唱。
「辦音樂祭真的是一個風險滿大的行業，很多環節甚至一年半、兩年前就需要開始策劃，但成敗全集中在活動那兩天。」擔任大港開唱主要策展人的Doris，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時語氣裡沒有太多浪漫濾鏡。
為了確保一切順利，Doris笑稱自己和團隊的個性都偏向杞人憂天，總會在開演前，把最糟的狀況在心裡預演過無數遍。如此下意識未雨綢繆的態度，正是大港開唱能矗立20年的重要基石。
回望2006年的第一屆大港開唱，當時高雄港區還是一片荒蕪。Doris回憶，儘管當時雙日票只賣500元，卻連1000張票都賣不到，團隊甚至還要自掏腰包，跟生意慘澹的攤商阿嬤捧場。
走過20年歲月，如今大港開唱的樣貌，早已超越了Doris和大港團隊這些拓荒者的想像。大港開唱不僅穩坐台灣最具指標性的音樂祭寶座，活動內容也不斷在進化；大港開唱更從早期團隊必須自掏腰包倒貼，到如今能充滿底氣地選擇合作的贊助廠商。這場盛會不但串聯起整座城市的經濟共生，甚至近年也開始與文策院合作，一步步打造出專屬台灣音樂圈的國際媒合基地。
把大港開唱當作一張「專輯」來創作
關於大港開唱越長越大、成為大家口中「人生的音樂祭」這回事，一切的起點，來自於團隊一個非常反直覺的自我定位。
「我們其實是把自己當作一個Artist，團隊在策展，就像Artist去創作出一張專輯，每一年的大港開唱，就是我們創造出來的專輯。」Doris坦言，如果只是蓋好幾個舞台，然後把當紅的歌手樂團請上去，那比較像是「很多舞台的演唱會」，對她來說可還稱不上「音樂祭」。
既然是創作者，體內那股叛逆的精神，自然也深植於團隊的DNA裡。
大港團隊很早就打破了「音樂祭等於年輕人聽團」的刻板印象。例如在2006年的第一屆活動，他們就大膽邀請謝金燕登台，創造出台下觀眾狂熱「人體衝浪」的奇景；在這之後，大港團隊更陸續找來賀一航、黃西田、苗可麗等資深藝人參與，讓大港開唱不只是年輕人的狂歡派對，更像是一個可以跨世代同樂的城市活動。
「為什麼音樂祭只能是年輕人在那邊跟你乒乒乓乓？」在Doris眼裡，大港開唱應該要是一個跨越年齡層的大型嘉年華，不論是資深演藝圈前輩，或是近年加入的新銳創作者，例如YouTuber阿翰、HowHow、黃大謙等人，只要能融入活動氛圍、對音樂的理念想法彼此契合，都能成為「大港開唱」這張專輯裡精彩的曲目之一。
因為團隊成員之間都有著跳脫常規的思維，讓大港開唱漸漸長出了自己獨特的生命力與樣貌。Doris進一步解釋，很多人看到過去野台開唱或現在大港的成功，或許會誤以為只要準備好錢、搭好舞台、發包給活動公司，就能輕鬆複製出一個音樂祭。但她並不這麼認為。
「其實音樂祭是一種狀態，它的成長脈絡，決定了這場音樂祭最終會長成什麼樣子。」這句話聽來抽象，但Doris的言下之意是：如果辦活動只為了吸引人潮，花錢發包搭舞台、湊齊熱門卡司確實行得通，但那樣拼湊出來的內容，絕非大港團隊想創造的場景。
她認為，唯有親自走進大港，感受跨世代共演的火花、聽見港邊低沉穩重的船鳴，才能真正理解大港之所以無法被複製的原因。「現場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環節，都是我們想要創造出來的樣子。」Doris補充。
而這種把音樂祭當成專輯作品在細細打磨的創作者意志，不僅展現在難以被複製的選團邏輯與場景細節上，更在無形間，成為大港團隊在面對龐大商業利益叩關時，最堅硬的防護罩。
死守大港開唱的克制美學
隨著大港的名氣水漲船高，越來越多企業帶著大筆資金來談合作，但Doris卻笑說，團隊反而把很多廠商推了出去，甚至坦言今年是他們推掉最多贊助的一年 。「有時候都覺得天啊，我們十年前講不出這種話耶！」Doris語帶幽默地說。
至於如何把關合作廠商、取捨金援的背後，是大港團隊對「品牌美學」與「觀眾信任」的死守。她舉例，曾有數位資產平台帶著大筆預算想跟大港開唱合作 ，且該平台在美國是合法的，但在台灣大眾心中仍帶有高風險的觀感；再加上過去大港曾發行NFT遭部分受眾批評「大港沉淪、跟著炒作」，因此最後團隊仍果斷婉拒這筆鉅款。
此外，大港團隊在贊助商的實體露出上，也有著一套嚴格的美學標準。Doris相當欣賞日本大型音樂祭的做法：讓廠商的品牌形象自然融入活動氛圍，讓觀眾在不被打擾的狀態下，體驗到合作品牌的魅力，而不只是單純的Logo最大化。
然而，在大港團隊眼中的「剛剛好」美學，對於習慣傳統行銷模式，或是需要帶著明確曝光KPI向企業內部交代的廠商來說，確實是一大挑戰。
「廠商有時候會覺得既然冠名了舞台，視覺就應該完全符合企業既有的想像，聽到我們的規範後可能就打退堂鼓了。」Doris苦笑表示，也許在溝通過程中，會讓一些廠商覺得大港團隊規定很多、不好相處。
但在妥協與防守之間，大港仍然選擇把觀眾的體驗擺在最前面。尤其目前的大港開唱，是一個完全沒有接受政府補助、必須自給自足的獨立音樂祭，即便團隊依然需要資金讓硬體升級、讓活動變得更豐富 ，但對大港團隊這樣的創作者來說，他們寧可少賺一點，也不願輕易出賣活動本身的靈魂。
目前，團隊更傾向尋找能理解大港美學的夥伴，用最契合的方式創造共鳴與雙贏，而不是單純的廣告版面出售。
串聯整座城市的大型慶典
這份對於雙贏的追求，不僅體現在面對商業贊助的堅持上，更一路延伸到了大港開唱腳下踩著的這塊土地。大港開唱的營運難度，除了拒絕不適合的金援，還包括必須處理極度複雜的實體場地管理。
相較於單純租借一個封閉式場館，大港開唱的腹地橫跨了需要憑手環入場的付費區與一般民眾活動的免費區，其中牽涉的單位既有駁二藝術特區、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也有港務公司、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經濟發展局，甚至還有當地進駐的科技業辦公室等民間和政府單位。
牽涉的利害關係人如此之多，也不難想像溝通的成本有多高。Doris坦言，有時各方單位對於活動的理解與想像不盡相同，甚至在執行細節上各有考量。如何在現實的框架下不斷協調、達成共識，往往比單純花錢租場地更為棘手。甚至到了開演前，都還可能會有突發狀況需要緊急應變。
但正是團隊努力不懈地與不同單位磨合的過程，讓大港開唱在過去20年間，成功翻轉了大眾對「大型戶外音樂祭＝擾民」的既定印象。
Doris回憶，早年辦戶外活動時，因為音量問題被鄰居抗議、甚至被警察問候，這些狀況幾乎是家常便飯；但放眼望去現在的大港開唱，卻與高雄在地居民、店家長出了一種「魚幫水，水幫魚」的緊密默契。
「我們讓這個城市以一個音樂祭為驕傲，這不只是精神上的光榮，還帶動了實際的經濟發展。」從周邊飯店一房難求，到在地餐廳、商家主動推出「憑大港開唱門票享優惠」的活動，連附近居民都會趁著大港期間出來擺攤。大家深諳共存共榮的道理，讓原本可能被當作嫌惡設施的大型活動，如今成了高雄——甚至是全台——每年引頸期盼的城市盛典。
當Doris意識到大港開唱與在地居民的關係之緊密後，為了深化這份參與感，大港團隊更主動出擊，策劃了城市導覽、美食與早餐導覽，今年更串聯在地店家，直接在鹽埕區的公有市場舉辦 「有塩人」DJ Party，把傳統市場這樣日常的城市一隅，也帶進大港開唱的宇宙裡。
從當年那片荒蕪的港區，到如今彼此互助的共存關係，大港開唱證明了音樂祭不僅僅是一場兩天的演出，更是一個驅動城市文化與觀光經濟成長的強大引擎。
把世界請進大港，把台灣音樂賣出海
當大港開唱將「雙贏」的影響力深植於高雄這座城市後，團隊也更大膽地，將目光望向更遠的地方。
如果說吸引數萬名樂迷買票進場、創造極致的觀演體驗，是身為策展團隊的基本功，那麼大港近年來意外長出的另一條產業媒合支線，則是一場企圖把台灣音樂圈推向國際的全新佈局。
近年隨著大港連年秒殺完售，不少聲音建議Doris把「大港開唱」這個品牌進一步拓展到海外舉辦。然而，她卻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把大港開唱辦到國外不是我的首選，我更希望的，是把外國人帶進來台灣看大港開唱。」
Doris認為，一個音樂祭真正的國際競爭力，在於要讓大港開唱成為像美國Coachella、日本Fuji Rock那樣，能讓全球樂迷特地買機票飛來、在台下舉著各國國旗朝聖的文化指標。「等到走到那一步，我們才會考慮往國外走。」
為了達成這個「把世界請進來」的目標，大港團隊近年持續邀請各國音樂人參與演出。Doris觀察到，台灣在獨立音樂圈的表現雖然蓬勃，但接收到的外國刺激，還是比較偏向東亞市場。
去年剛搬到芬蘭生活的她，在團隊同仁的推薦下，在今年的陣容中找來了曾參加歐洲歌唱大賽的芬蘭歌手Käärijä，「我希望台灣的觀眾——不只是聽眾，有可能也是以後的樂手、未來的樂團——可以在現場吸收到來自其他國家、不同樂種的刺激。」
然而，要持續引進更多元的國際陣容，甚至進一步讓海外音樂產業認識台灣，背後其實需要極高成本的跨國溝通。但要把海外的目光拉進台灣，光靠發送Email邀請，與精美的Sales Kit或是活動簡介是遠遠不夠的。
「就算有很漂亮的活動介紹，但人沒有來過現場，還是很難感受。」 Doris一語道破了音樂祭在國際推廣與海外邀演洽談上的痛點。
為解決這個困境，大港開唱自2023年起，開始與文策院展開交流合作 ，把國際買家與產業界人士「直接請進大港現場」。
這個模式並非單純讓大港團隊自己接洽國外樂團，而是文策院利用大港開唱舉辦的活動期間，邀請國際媒體與產業人士親自到活動現場，感受當下氛圍，並讓台灣的音樂廠牌、樂團能直接與這些國際策展單位和媒體面對面進行交流。
「其實我沒想過大港宇宙裡面會長出這一塊（商業媒合）。」Doris坦言，這就像是團隊意外多開了一條支線任務，身上扛的責任與工作量自然也變得更重。但看到國外專業人士實際體驗過大港開唱的魅力，並將這份震撼帶回他們的國家後，這對未來台灣音樂的出海，確實有著難以用精確數字衡量的正面效益。
而這個意外長出的產業交流版圖，甚至激發了Doris對大港開唱未來的全新想像。
她提到，未來也許能借鏡挪威奧斯陸的音樂節，或是美國南方音樂節（SXSW）的展會模式 ，將大港的規模進一步擴展為「前半段產業論壇、後半段音樂祭演出」的複合型態，甚至是再另外將論壇當作個別活動執行。
「以大港開唱現在的地位跟規模來說，如果去舉辦產業論壇，我相信算是蠻有指標性的。」Doris點出，目前市場上雖然有其他音樂論壇，但大多是泛音樂圈的廣泛議題，未必切中音樂祭主辦方的痛點。
因此Doris期許，若未來大港團隊真的要執行論壇策展，希望能把國內外的業界人士聚在一起，將討論範疇更精準地聚焦在「音樂祭產業」所面臨的趨勢與變化，不僅能探討同業間真正在意的問題點，也將更有助於相關產業人士的深度交流。
不只辦活動，也要推動音樂祭的安全防護網
「有了小孩之後，我看事情的角度真的不太一樣了。」除了透過論壇促進產業面交流，Doris收起輕鬆的語氣，坦言現在自己心裡更掛心的，其實是「人」的安全。
隨著大港開唱的規模日漸擴大，現場動輒湧入數萬名觀眾，任何一點閃失都可能造成觀眾身體上的傷害。Doris坦言，看著台下幾萬名年輕人，她總會想到每個人背後都是有父母、有家庭的，「要是有個閃失，我會覺得很不忍心，也會很怕他們出什麼事。」
這不僅是出於為人母的同理心，更牽涉到音樂祭品牌的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一旦發生意外衍生理賠糾紛，對大港開唱辛苦建立的IP名聲將是極大的傷害。為此，大港團隊內部早已制定嚴密的SOP，隨時緊盯現場以應對突發危機。
然而，單靠單一團隊的自律，是遠遠不夠的。
Doris觀察到，台灣目前仍缺乏一個專門針對「演唱會與音樂祭策展」的公會組織。
她以日本為例，當地的演唱會策展協會（ACPC）是由Summer Sonic的Creativeman，以及日本當地大型音樂策展公司如Udo、Kyodo、Wess、Greens、Live Nation Japan等企業共同制定公共安全與衛生的規則，讓全體從業人員有所依循；反觀台灣現有的音樂協會，處理的事務並不完全契合大型戶外展演的特殊需求。
「我不知道未來還會有什麼突發的危險狀況出現，所以我希望能找更多業界的人來共同討論。」Doris期盼未來同業間能建立固定的例會機制，藉此凝聚產業共識，進一步推動公部門訂立明確的規範與法條。這不僅是為了保障所有從業人員與數萬名樂迷的人身安全 ，更是為了替台灣的音樂祭產業，建構出一張更健康、更具韌性的防護網。
結合「科技島」優勢，放眼人類未來的音樂祭
除了對公共安全規範有鮮明願景外，作為一個不斷自我進化的創作者，Doris和大港團隊，將下一步的突破口，轉向了台灣引以為傲的「科技島」優勢。
「現在的場地其實有點負荷了，已經滿了。」Doris直言，實體空間總有天花板，這是全球策展產業共同面對的難題。
與此同時，若要將大港開唱進一步推向國際，還有一道隱形的跨文化門檻。Doris坦言，大港過去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建立在與在地文化的深刻連結，「比如說我們找賀一航、黃西田，台灣人或東亞國家聽得懂。但有沒有一種突破，是全世界的人看了，都會覺得很震撼的一件事？」
於是，Doris將目光轉向了台灣引以為傲的科技產業。她深知，如果能運用台灣的科技硬實力，打造出超越既有框架的展演模式，或許就能成為那把跨越語言隔閡、讓全球都能引發共鳴的突破點。「實體總是有極限，但誰能在這上面做突破，然後真的做到大家都接受的一個新的消費習慣，那會非常讓人期待 。」
Doris透露，團隊正積極思考如何與科技界結合。倘若結合科技的創新模型發展成熟，不僅能讓本土策展IP輸出到全世界 ，更能反過來，確立大港開唱在國際上無可取代的定位。因為只有當大港擁有獨一無二的展演體驗時，才能真正吸引全球樂迷特地飛來台灣朝聖。雖然具體形式她笑稱「八字也還沒一撇 」，但腦海中已隱約勾勒出人類未來音樂祭的樣貌，而大港團隊也持續往這個目標努力邁進。
這份想要做到「讓全世界都覺得震撼」的企圖心，其實緊緊牽動著Doris對這片土地的私心。
「我在想大港開唱未來可以怎麼發展的時候，大多也是綁著台灣一起想的，希望做這些事情，台灣也可以一起被看到。」帶著這份使命感，Doris期盼，未來當大家盤點東亞最值得去的音樂祭時，前三名的清單裡一定會出現台灣的大港開唱。
面對下一個10年、20年，大港開唱或許還會長出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支線，甚至遇到更多意料之外的難題。但只要那份把活動當作「專輯」來創作的任性與熱情，以及總是在杞人憂天中尋找下一個突破口的執著還在，大港開唱就永遠不會只是一場兩天的週末狂歡，這個活動依然會是台灣音樂祭產業中，最生猛的現在進行式。
